一石激起千重浪，遍地开花的悲痛使许多人发出了哀叹，这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中国团还有没有能力与白匪军战斗，一时间成为俄罗斯人关注的焦点。当苏维埃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接到中国团的报告后，他们万分震惊，对任辅臣的牺牲和中国团的损失表示了深切同情和哀悼，并于1918年12月28日，既任辅臣牺牲一个月后在《公社社员报》上发出讣告：“在维雅战役结束时，中国团团长任辅臣同志壮烈牺牲了。任辅臣在中国侨民中享有很高威望，他把他在中国人中间的影响和威信全部献给苏维埃俄国。由他组织领导的中国团部队曾经是我们战线上最坚强最可爱最可信赖的部队，作为世界革命的忠诚战士，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伟大的事业。他的精力并没有白费，革命战士们将永远记着为全世界被压迫者的事业而献出生命的中国人民的儿子----任辅臣同志。”这份讣告为任辅臣的一生做了公平而客观的评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的贡献盖棺定论。在这份讣告精神感召下，中国团幸存的战士们进入了一个苦闷期，他们在等待时机，等待一个大反攻的时侯。可是白匪军反攻十分猖狂，大部分战区都有白匪军的驴蹄马印，中国团的战士们眼巴巴看着苏维埃政权陷入困境中。于是，他们展开了游击战，袭击白匪军的老巢，不让白匪军得到休整的时机。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岁月里，中国团的战士们把对团长的爱化为深切的力量，他们恨不得马上冲上前线消灭这股白匪军，为他们可敬的团长报仇，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经常是单枪匹马闯入敌营，杀伤几个白匪军后再悄悄撤离，有一天夜里，十几个中国团战友聚集在一起闯入军营，当他们干掉了一个敌人军官时，忽然被敌哨兵发现，于是他们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殊死决战。白匪军四面八方包围上来，有的劝告中国团的战友投降，可是中国团的战士宁死不屈，与敌人周旋，最后利用夜色的掩护撤回阵营。这一次他们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打仗，这一次他们学会了游击战的真正战术，这一次他们打出了威风打出了经验，凭着勇往直前的精神他们一鼓作气朝敌人不断冲锋，同时静静等待机会。

    终于，他们等来了机会，等来了为团长报仇的这一天。然而，中国团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威风，再也没有了昔日的强大，他们想报仇只能依靠苏联红军，依靠苏维埃政权了，中国团的战友们不甘心，一个个磨拳擦掌准备冲锋陷阵。苍天有眼，人间有情，苏俄红军在列宁领导下发动了新的攻势，以百倍的军队消灭了攻击任辅臣的白匪军，为中国团报了仇。这一次战斗，中国团的所有战士全部冲在第一线，虽然有人牺牲，有人负伤，但冲在最前面的仍旧是中国团的战士。他们同仇敌忾，在敌人堆里挥着马刀，将那些敌人的脑袋砍下来，将一面面红旗插在敌人的阵地上。这期间，任栋梁也想参加战斗，终因他年龄太小被中国团的战友们保护下来，让他与张含光在一起平安度过这一段艰难险阻的岁月。与此同时，也就是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同盟同战败。为了掠夺德、奥等战败国的资源和重新瓜分他们的殖民地，在1919年1月在巴黎召开所谓的协约国和平会议。当时中国作为协约国的成员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但在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操纵下，蛮横无理地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收回山东主权和取消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的正当要求，反而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移交给日本，这才爆发了反帝反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中国革命有了一点曙光。也就是在这一时刻，世界各国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蓬勃掀起，此时正是俄国的1919年春天，苏俄红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开始了大反攻。许多被白匪军占领的地方收复了，东部形势逐渐好转，乌拉尔解放了，幸存下来的中国红鹰团将士怀着对团长任辅臣的祟高敬爱，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英勇冲杀。虽然在中国团这支部队中作为中国人的战友不多了，但他们不断得到补充，从各部队抽调大批战士充实这支队伍，振奋了军心士气。这支部队在中国团的战士们的带动下，高举手中的红旗，高唱着那支动人心弦的红鹰之歌，向西伯利亚挺进，挺进，在他们身后是一支动听的歌声：

    “红旗迎风招展，

    前进！

    ……鹰在召唤，

    勇敢的歌声飞扬，

    红鹰们为胜利歌唱……”

    其实，还有一支歌我想问：年轻的朋友们，你会唱《国际歌》吗？中年的朋友们，你还唱《国际歌》吗？老年的朋友们，你还想唱《国际歌》吗？我想当年的任辅臣和现在的名星相比，哪个更受群众欢迎？哪个更受群众拥戴？在市场经济下，人们忘记了《国际歌》，然而，在这部书里我写出了《国际歌》，希望这支歌伴随你前行。有时，我喜欢看自己的脚印，看看自己这么多年来是怎么样走路的，而这支歌就是一种脚印，是社会主义的脚印，也是**的脚印，是踏踏实实朝前走路的。当年任辅臣是带着一种求援的信念和理想离开中国的，经过几十年后苏联果然帮助中国人民实现了这一愿意，赶走了日本驻防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虽然任辅臣没有看到过这种盛景，但他为中国留下了一种革新的火种，现阶段的中国**人带动广大群众奔向小康，这对那些苦难岁月或多或少也是一个安慰。作为写作者，写出书的目的就是应当给读者一个鲜明的思想，以此激励读者的思想感情。时隔多年之后，任栋梁回顾父亲牺牲时的往事时，悲痛常常从岁月的谷底漫上来，他对记者说：“我和父亲最后一次分手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的一个冬季寒冷的夜晚，父亲同俄国政委骑着马，并鞍走在前边。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乘坐雪橇在后面随行。雪橇翻了两次，跟随的战士劝他雪停以后再走，父亲不听。到了火车站，要分别了，父亲把他怀里的一块金表掏出来交给母亲，这块表就成了父亲最后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纪念。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这块金表一直珍藏在母亲身边。可以看出，父亲那次离开我们时就已下定与白匪帮决一死战的决心……我现在想起来，当年父亲骑马驰骋的情景，他那刚毅的神情和高大的身影，还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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