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夜，测程仪显示自香港出发已行驶了２２０英里。福格先生祈望一路上顺顺利利直达横滨，这样，自离开伦敦以来不管行程中已发生了多少困难都没有关系了。　　“唐卡戴尔号”驶入了台湾海峡———它横亘于台湾岛和中国海岸之间，穿越了北回归线。海面是波涛滚滚，逆浪喧天，滔滔的海浪使船难以行进，站在甲板上的人们开始东倒西歪地站不稳了。　　破晓，海风刮得更猛烈了，天空也预示着一场大风的来临。晴雨表变幻不定，一忽儿上升一忽儿下降；东南方海面也掀起了长长巨浪，这是暴风雨来临的前奏，波光闪闪的海浪中太阳被湮没在一团朦胧红雾之中，仿佛夜幕降临了。　　约翰·邦斯比一边久久地观察着风云变幻的天空，一边嘴里喃喃地抱怨着。最后他低声问福格先生：“我可以跟您说句话吗?”　　“当然可以。”　　“我看会有一场大风。”　　“南风还是北风?”福格先生静静地问。　　“南风。看!台风来了。”　　“真高兴是南台风，它会帮我们顺水推舟。”　　“哦，如果您那么说，”约翰·邦斯比回答，“我就不必担心了。”约翰·邦斯比的心放了下来。在上半年，台风，像灼灼的电火花一样一瞬即逝，但在冬季昼夜平分时，那种来势汹汹猛烈无比的台风最令人害怕。　　领航员提前采取了措施。他缩小了所有的帆，放倒了桅杆，所有人手都来到了船头。一张小小粗布三角帆冉冉升起，以兜住后面吹来的风。然后他们静候台风的来临。　　约翰·邦斯比要求乘客们躲到舱下去，可那儿空间狭窄，空气又稀少，更何况船在风中不停地摇摇晃晃，这滋味简直像监禁一样令人难受。不管是福格先生、费克斯，还是艾达夫人，他们都不愿意离开甲板到舱下去。　　快８点钟时，暴风雨骤然而至。在狂风暴雨中，“唐卡戴尔号”上那叶小小的帆像一片羽毛随风飘摇，乘风踏浪，快似疾驰的列车。　　整整一天，船就这样趁风向北航行，一路上与滔天大浪齐头并进。无数次“唐卡戴尔号”几乎被随之涌上来的浪峰淹没。但领航员的机智一次次把她从危险的边缘给拉了回来，乘客们被水花溅得浑身透湿，他们对此都毫不怨天尤人。毫无疑问费克斯一定在诅咒这场该死的风暴。而艾达夫人只是死死地盯住她的保护人，他的镇定让她感到惊奇。至于福格先生自己，则觉得这场台风好似是他旅程的一部分。　　到这时为止，“唐卡戴尔号”一直在向北航行；但傍晚时分风向急转４５°变为东南风。现在船被冲到浪谷里，剧烈地颠簸；海浪无情地击打着她。黑夜降临了，暴风雨变得更加肆虐，约翰·邦斯比先生不禁忧心忡忡。他想了想，然后与船员们商量是不是该减速。商量之后他走到福格先生身边说道：“阁下，我认为我们最好在哪一个港口歇一下。”　　“我也这么想。”　　“哦!”领航员问，“在哪个港口呢?”　　“我知道有一个，”福格先生静静地说。　　“那是———”　　“上海。”　　起先领航员似乎脑子转不过弯来，随即他恍然大悟，喊道：“哦———是的!您说得对。就到上海!”　　于是“唐卡戴尔号”继续往北航行。　　这的确是个可怕的夜晚，船没有沉真是个奇迹。如果不是船员们彻夜守望，有两次“唐卡戴尔号”几乎被大浪吞没。艾达夫人被折腾得筋疲力竭，但她毫无怨言。福格先生几次冲过去把她从猛浪中救了出来。　　天又亮了。暴风雨的疯狂肆虐丝毫未减，但风向又变为东南。这是个有利的变化。海浪一浪接一浪发出阵阵冲击，足以把那些不太牢固的船只击得粉碎。但“唐卡戴尔号”却在海上乘风破浪扬帆前进。透过薄雾可以隐隐约约看到海岸。但海面上再也没有别的船只。只有“唐卡戴尔号”孤帆单影在海上航行。　　中午，海上出现了平静的迹象，当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时这些迹象更加明显。暴风雨渐趋平静，筋疲力尽的乘客们终于可以吃点儿东西，休息一会儿了。　　一个安静的夜晚。帆又升了起来，船速也很快。第二天清晨他们看到了海岸，约翰·邦斯比断言他们离上海已经不足１００英里了。１００英里，只需一天的时间。福格先生应于当天晚上到达上海，如果他不想错过开往横滨的轮船的话。要不是这场风暴耽搁了几个小时，这会儿他们已经在距目的地不足３０英里的海上了。　　风小了些，海面也随之平静下来。所有的帆都张起来了，中午时分“唐卡戴尔号”离上海已不足４５英里。他们必须在剩下的６个小时里走完这段航程，船上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不可能，每个人———当然除了费利斯·福格———都感到焦躁不安。“唐卡戴尔号”必须保持每小时９英里的平均速度。　　风变得越来越小。这种从海上吹来的风变化无常，吹过之后海面就变得平静了。“唐卡戴尔号”是如此轻巧，它总是恰到好处地迎着这种变化无常的风。６点钟时，约翰·邦斯比根据水流判断，船已经到了离黄浦江入海口不足１０英里的海上，再往上至少走１２英里才是上海。７点钟他们离上海还有３英里。领航员狠狠地诅咒着：很明显，快要到手的２００英镑奖金就要飞了。他看着福格先生，福格先生看来很平静。  [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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